“智猪博弈”时代

“智猪博弈”是博弈理论中非常有趣的一个内容。故事说的是：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的投食口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如果大猪踩动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剩下的食物。

在这样的情境下，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理论的分析告诉我们，小猪将会选择“等待”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不得不来回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可能吃上食物。所以他会选择“不踩踏板”；而对于大猪而言，踩动踏板固然不能得到100%的收益，但是不踩踏板却意味着一无所有，吃个半饱总比饿死强，所以他的选择是“踩踏板”。

企业信息化的第一个阶段，就可以看作是这样的“智猪博弈”时代。此时，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健全，整个市场中的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由于实施信息化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单个企业从中获取的收益可能会远小于其信息化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收益会有一定比例的折扣。所以企业实施信息化的积极性不高。对于大企业来说，虽然具有比较好的承受力，收益的损失比例也相对较小，但是对收益率的担心和悲观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决策；而小企业呢，预算约束严格，抗风险能力较小，收益的损失比例可能会很大。

那么，如何解决企业信息化的这类困境呢？政府在这一阶段所能做的就是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做的逻辑是，减少企业信息化的外部性，使企业的收益尽可能“内部化”，尽可能地反映其投入情况；也就是说，减少企业的收益损失比例。另一方面，政府会从大企业的信息化入手，为其提供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政策或者给以直接的补贴。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企业的信息化支出。其实，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进行信息化决策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阈值”的判断。相比较而言，大企业达到“阈值”要相对容易一些；而中小企业在这一阶段则难度相对较大。所以政府选择对大企业“轻轻推一把”，鼓励他们去做“踩踏板”的大猪。

大企业实施信息化，就像大猪踩踏板一样，给中小企业也带来了收益。事实上，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大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如何，也可以看作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一个因素，甚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大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也改善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价值网中，大企业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围绕在大企业周围的中小企业或者自愿、或者强制，也在做着信息化的投入，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平，以满足交易活动的具体要求。

因为这样的道理，在企业信息化初期，抓住大企业作为重点，能够很好地发挥“杠杆作用”，较好地启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建设。但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大企业的信息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企业信息化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小猪博弈”时代。与第一个阶段相比，第二个阶段的信息化基础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市场中，大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是短期内难以有进一步的提高，或者说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趋缓；与大企业紧密联系的中小企业，信息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此时大企业实施信息化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已经变成“强弩之末”，难以对不在辐射圈范围内的其他中小企业进一步释放。

此时，要提高众多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就不能再通过大企业的信息化来实现了，而必须具体地面对中小企业来加以解决。在这个阶段，大猪和小猪之间的博弈，转变成小猪之间的博弈。由于外部原因，如果大多数中小企业都进行信息化建设，则小猪们各自的收益损失比例会下降；但是，如果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行动，则他们很可能成为“先驱者”。

密歇根大学的黑勒教授在1998年提出了“反公地悲剧”的概念。他所指的“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存在许多的拥有者，每个拥有者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其结果反而是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将会非常小。黑勒教授想说明的是支离破碎的产权的后果，还有产权整合的必要性；如果我们除去产权的因素，而仅关注这种AllorNone的局面，则“反公地悲剧”和我们在中小企业信息化上遇到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2004年，《信息空间》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广东病”：信息时代的小生产》。文章指出“广东企业在改革开放高潮过后遇到的问题，与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高潮过后遇到的问题，有一个惊人的巧合：都是小生产遇到了大社会！”在广东的经济中，中小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企业从事着“资源分散、浅尝辄止的小生产”，一方面不适应全球化的网络营销；一方面不适应信息化的知识生产。其表现是“规模大，效益低”。

文章主要说的是经济模式的转变，但其中也包含着信息化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从“智猪博弈”时代升级到“小猪博弈”时代的典型案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相应的调整没有跟上，导致了一些不适应情况的发生。首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成了一个制约条件。广东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不高。这样一来，企业在集成能力和网络能力方面的薄弱，制约着广东经济做大的努力。这个现象提醒我们，当大企业的信息化实施到一定的阶段后，政府关注的重点应该适当转换到中小企业身上。否则，中小企业低下的信息化水平，有可能成为经济的一个瓶颈。

其次，“广东病”充分说明了信息化的外部性。中小企业非常分散，这就好比小猪散落一地，每家企业都知道信息化的好处，但是也都知道可能的风险，他们都面临着“小猪博弈”的困境。如果有企业试图去一家一家地谈判，促成一个“可置信”的“承诺”，其交易成本将会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某公司CIO周先生这样说到：“如果让我一个企业推我的上游、下游，也不现实，我只能搭上我自己。我认同建立平台是个好主意，但没有平台，我也照样干我的买卖。”

积极营造良好的环境

既然仅仅依靠市场没有办法解决中小企业信息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引入政府的角色，并且呼吁政府在中小企业信息化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在这个议题下，先进国家的做法会给我们许多的启发。美国有关政府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为了增加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和信贷的机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到2000年向小企业提供累计达770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同时，小企业管理局的各种资金援助计划也填补了按正常条件无法获得私人贷款的小企业的信贷缺口。另一方面，政府为小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税收等优惠政策。1998年6月23日，美国白宫推出《Internet税收自由法案》，提出3年内暂免Internet访问税，并且针对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免征税款。1999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主张官方应减少不必要的限制，帮助民间企业发展以促进Internet商业竞争。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日本中小企业事业团信息中心，并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群众团体和有关单位、机构互相支援，密切合作，加强交流共同发展。日本政府还加快了网络建设步伐，加强和完善支援中小企业机构的跨区域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包括构筑广泛的信息发布和接受系统。2000年，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总部，并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日本信息技术的新战略。

在韩国的信息化推进过程中，ASP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成立了ASP产业同盟，来支持和推广ASP业务；成立ASP协会，以规范市场；在ASP供应商中，政府支持了45个行业ASP解决方案，仅2003年就投入了750万美元。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如在《民法》和《信息通信网法规》中给出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减少了企业的相关顾虑。2004年更是给出优惠政策，使用ASP的企业可以减免7%的法人税和企业税。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如3万个中小企业的信息化项目支持(2001年～2003年)，支持包括ASP业务在内的信息化项目，投入50亿韩元(约4500万美元)。100万个中小企业信息化的扩大计划(2004年～2008年)，包括IT租赁方式的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项目，提高企业信息化人力资源，改善法规制度及形成环境，开发基础技术及实施ASP标准化。

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政府角色的引入，主要在于解决信息化的“外部性”问题。当社会信息化刚刚启动的时候，推动大企业实施信息化要比推动中小企业容易得多，因此是更为可行的。通过“智猪博弈”模型，我们也看到大企业信息化为中小企业带来的示范、辐射作用。当信息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大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作用有限，难以对不在辐射范围内的中小企业进行进一步释放。此时，为了减少“反公地悲剧”的出现，政府不得不直接关注中小企业，并加大力度给予支持。发达国家在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首先是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小企业信息化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这既包括整个社会信息化“硬基础”的建设，如宽带建设、上网环境等，也包括网上交易、电子签名等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出台和完善，以此来增强中小企业的信心，减少其实施风险。其次是通过各种税收、贷款优惠政策或者促进项目的形式，减少中小企业实施信息化的成本。最后，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在韩国的案例中充分体现出来的对平台(如ASP、联盟、行业协会)的重视。通过支持、鼓励平台或者相应信息化联盟的建设，政府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来推进中小企业的信息化。